清乾隆皇帝的砚铭可以围绕铭文书体和铭文章法两个方面进行探讨。铭文书体有楷书，篆、隶书，行、草书三类，每类书体都体现着乾隆皇帝对秩序美的崇尚和追求。
铭文章法可分为常规形和非常规形两种，常规形体现出的是端庄朴素的审美样式，非常规形则体现出自然和谐的审美特点。“铭”特指在金石器物上刻铸的文字，“砚铭”是指镌刻在砚台上的文字。
这些砚铭内容丰富且书体多样，有的是乾隆皇帝为了体现自己对汉族书法文化的学习和了解，展示自己的书法水平和能力；有的是根据砚台的年制和形状来调整铭文的书体和章法，以与砚台悠久的历史相匹配，彰显自己的艺术修养，凸显艺术之美。
乾隆皇帝从小接受书法艺术的熏陶，13岁便进入尚书房接受皇子教育，正式开始系统而规范的书法训练，接触并研读大量内府藏古代法帖真迹。其书法学习取法范围广泛，并且以“二王”书法为主要的学习对象，体现出崇尚传统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追求。
楷书是正体书之一种，通常在正式场合被使用。明清时期，楷书作为科考中唯一使用的书体其审美标准极高，形成了明代的“台阁体”和清代的“馆阁体”。
楷书是清代官方通行的字体，清代楷书端庄谨严，追求温润典雅，以“黑、大、光、圆”的馆阁体为代表。砚台作为书写的必备工具之一，在士人心中有着重要地位，所以在砚铭的书体选择上，大多数选择了楷书。
《钦定西清砚谱》所载的乾隆皇帝铭文共244篇，其中楷书就有200篇，比例高达82%。一方面是因为砚台作为日常使用工具，以楷书作铭体现题铭者态度的庄严谨慎，把砚台看成是端庄肃穆之物；另一方面楷书端庄典雅leyu·乐鱼(中国)体育官方网站，与古砚相结合更显其沉厚的气韵乐鱼(中国)体育。
清代楷书是通行字体，篆书和隶书是特殊的书法式样。隶书在官方场合很少使用，纵观乾隆一代隶书使用情况，以八分书为主。
因八分书能起到装饰性作用，故在砚台、砚匣上的隶书为八分书。官方篆书书体为小篆，仍然在重大场合使用。
如碑额、印章，多以玉箸篆的风格出现。使用篆书为题铭的古砚有5方，分别是汉瓦石渠砚、宋澄泥虎伏砚第三砚、宋澄泥虎伏砚第四砚、宋文天祥玉带生砚和仿宋宣和梁苑雕龙砚。
乾隆皇帝在行、草书方面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，对二王一脉的书法用工颇深，尤其喜爱赵孟頫圆润秀美的风格，并以之为学习对象。他在取法时将劲健的笔法、欹侧的体势都化为温婉平和、端庄流丽之面貌。
乾隆皇帝虽然对行、草书下的功夫很多，但是用行、草书题写的砚铭反而不多。究其原因有两个。其一，大多数砚台为古物，行、草书是种流动性强且非官方正式的书体。其二，行、草书的流动潇洒之感无法与古砚的浑厚沉重之感相匹配。
行、草书作为流动性最强的书体，具有上下贯通、左右呼应、字形大小、粗细、奇正变化丰富的特点。字组是行、草书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，但是在乾隆行、草书砚铭中无一处字组。
《钦定西清砚谱》所收砚台不仅材质丰富，砚台的造型也包罗万象，除了各个时期的主流砚形，还有许多外形独特的砚台，如瓜果形、动物形、器物形等。铭文可以在砚面、砚侧、砚背题写，题写者会根据砚台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。
对于砚面平整且空间宽绰的砚台来说，铭文易于设计，但对于奇形异状的、表面凹凸不平且没有相对完整空间的砚台来说，一般选择于砚侧和砚背，这就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审美修养和准确的空间意识与造型能力。
《钦定西清砚谱》中所收长方形、正方形的砚台居多，也有八边形砚台，统称为多边形；亦收录圆形、椭圆形的，统称为圆形。
一般这种砚台表面平整，为题写砚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，在安排铭文位置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方式多，有一定的空间规律性。章法形状大抵与砚形一致，多为常规形章法如长方形、正方形、圆形，这里所说的圆形是章法的外轮廓为圆形的“实心圆”。
像铭文围绕砚一周的章法，多边形的被称为“回形”，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被统称为“环形”，归类为非常规形。
澄泥六螭石渠砚为长方形，砚面周围环刻“S”形蚕纹一周，砚周壁两侧满刻花纹，为了不对古砚产生破坏和损伤以及不影响砚的美观，所以选择在砚背题写。因砚覆手底层为规整的长方形，故为题写砚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条件。
砚铭依据长方形的空间，根据字形的大小对铭文进行纵向排列，形成纵成列、横无行，跌宕错落的铭文章法形式，但整体有一定的秩序性。
仿唐八棱澄泥砚为八棱形，砚堂为圆形，砚周浮雕波涛纹，飞鱼、海马图案。砚背平整，无花纹镌刻，因砚堂为圆形，为遵循传统“天圆地方”的观念，故在八棱形的砚背上设计出面积最大的正方形，为题写铭文所用。
铭文纵五列、横七行，加之落款、两枚印章，共六列，整体均匀规整，四平八稳。典雅的楷书所形成的正方形的章法与八边形的砚形相匹配，呈现出整齐端庄效果；因正方形章法形式与八棱形外轮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，故展现出视觉集中的效果，使得砚背更加开阔。
歙溪石函鱼藻砚为圆形，为子石一分为二成砚盖和砚身。砚堂为圆形，砚池为鱼形，砚盖为了与砚池形状相呼应，镶嵌一玉鱼。砚背为圆形，为了与砚形相适应，故铭文章法设计为圆形。
以中间字数最多的一列为分界线，左右两边对称，最后落款一列仅有“御题”二字，与第一列四字不对称，故加盖两方印章补之空缺。因字形的长扁不同，在章法的分配上，每个字占用的空间大小不一，形成了纵有列、横无行的错落效果，整体来看仍井然有序。
圆形的章法与圆形的砚形相结合，显得整体更加统一和谐。由此可见，秩序感强烈是常规形章法的共同特征。用常规的章法形式来适应常规的砚形，以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，传达出题铭者所追求的端庄朴素的美感类型，体现了中正平和的审美观念。
常规形章法呈现的是端庄平稳的实用特征，而非常规形章法则是通过不同的砚形来设计不同章法，并且与砚形融为一体，追求“天人合一”的艺术美感。
汉瓦石渠砚为长方形，中央洼下刻阴文“翰墨藏宝”。此砚四周均刻有花纹，为了不破坏砚面和砚壁的形态，只能选择砚背作铭。
此处空间窄长狭小，宽度只容许刻一字，所以需要因地制宜，将文字环绕砚背一周，成长方形状，结体端庄且字距均匀，与中央四字阴文篆书相呼应，使得整方砚台更加古穆沉重。
宋澄泥蕉叶砚为一片不规则芭蕉叶形状，砚周缘边棱微向内卷，砚面周边凹雕叶脉，砚背雕刻叶脉。砚铭一般刻在砚背，但对于这方砚来说，砚背凹凸不平，且没有多余的空间。
为了不破坏砚背的花纹，乾隆皇帝选择在砚面周边环刻铭文。计算好铭文的字数，字距相仿，在不破坏凹雕叶脉的基础上，完美环砚一周。选择周边镌刻既没有影响砚台的使用功能，反而让砚台变得更加美观，达到了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。
杨明时子石蝌蚪砚，采用天然子石略作圆形，砚面平正，周围缘刻篆书杨明时砚铭一首，典雅自然，砚背中心镌大篆“吉日康宁”四字。
乾隆皇帝的砚铭以四字篆书为中心，呈向心状集中，字数以“三一”式规律排列，左右两边的字数和每列的角度完全对称，竖中心线下方只有一字，因上方落款已毕，故用一方印章代替。
之所以设计这样的章法，一是为了能与砚背的四字铭文相呼应，铭文紧凑，中间四字篆书疏朗，形成了强烈的疏密对比，在视觉上带来冲击力。
汉铜雀瓦砚第六砚呈长方覆瓦形，砚面满布前人鉴赏的印记以及乾隆朝名臣题铭。在砚的最上方的中心位置刻有“乾隆御赏之宝”的篆书印章，乾隆砚铭题写在砚额壁上方，以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因砚额壁为扇形，横向宽敞，所以铭文上下沿着砚周的高低进行排列。选用左右开张的隶书进行题铭，更能凸显砚额的开阔，富有波动感的横向笔画与外沿的曲线相呼应，使整体更加舒展，愈加流美。最后呈现出扇形章法的效果，有拉伸空间的视觉效果。
宋宣和八卦十二辰砚为长方形，砚面环刻一周铭文，砚壁通刻八蛮底贡图，多处已剥落不清。覆手四角皆有断缺，中央洼入，刻圆形连钱二枚，上一枚刻八卦，下一枚刻十二辰。
因四角破坏较大，无法刊刻文字，故在覆手空白处进行刊刻。铭文最外端紧挨长方形外缘，内侧则根据上下两条圆形弧线的角度进行字数上的变化，铭文上下两部分在字数和列数上相同。
最终呈现出外轮廓为长方形、内轮廓为椭圆形的章法，图案与文字相结合，形式感极强。总之，砚铭的章法是受砚铭位置、砚台造型、砚台图案等多种因素影响的，每一个因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最后使砚铭与砚台完美结合，为砚台增加了观赏性、艺术性和趣味性。
砚铭书体之美体现的是对传统书法艺术的改造和中和，最终呈现出端庄儒雅的秩序美。砚铭章法之美体现的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改造，既要维护砚台自然本有之形，又要传达人的创造之形，二者要完美地体现在砚台上。
砚铭的位置不能让人为的设计掩盖了自然之美，亦不能完全依从自然痕迹，要体现出人工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完美结合。当人的设计与砚台本有之形相互融合、达到“天人合一”的时候，砚台才会真正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感。
